我来新京实习的前两周，报社楼顶那块从07年就在的招牌被拆了。两周之后，我站在幸福大街37号院里，看到了新招牌。

到新京报实习，其实可以算作大学以来的夙愿。而来深度报道部，则可以视为这个夙愿的进阶。

楼梯间化用“瞭望者”名言的海报，一声“实习生老师”，还有一屁股坐定的工位隔断，4172，这些都是我最初的新京印象。当然，这些只是最初，而非全部。

我是周一开始实习的，所以刚一入职就遇上了选题会。对于媒体而言，暑假总是实习生最多的时候，新京报自然也不例外。参加选题会的实习生老师比记者还多，这大概是我对部门的第一印象。选题会主要是两个部分，先评稿，后报题。评稿的“评”，与其说是“评议”的“评”，不如说是“批评”的“评”。因为评稿的目的就是复盘提高，而非互相吹捧。三个月来，每周一的选题会是雷打不动的，十几次旁听和参与评稿也让我更加明确了“好稿子”的标准和方向。

第一次独立采写《郑渊洁举报拼多多、淘宝商家售卖盗版图书》的消息时，老师们的耳提面命使我受益匪浅：“新京报的消息也要有至少三个信源”、“对于有关政府部门消息的呈现，不能依靠他人转述，要联系核实”、“没有得到信源的回应，也要在稿件中体现出求证的过程”。这些信条，都是在第一次和其后稿件的采写中被反复提及的。

虽然我所在的部门是深度报道部，但深度却并不意味着牺牲速度。而与速度紧密相关的，便是在面对多线程工作时，对于任务优先级的排序。有一次“抢新闻”的经历，便让我深刻理解了优先级之于速度的意义。当时部门较早拿到了华住酒店客户信息泄露的新闻线索，老师希望我能够先做成一条即时消息发出去。而此时我也在跟进哈尔滨火灾的题，所以当前方记者老师交代另一个十分紧急的采访任务后，我就并没有及时将已经采访到的被泄密客户与华住集团的双方态度组织成稿，最后导致了这条消息被其他部门抢先发稿。这次经历让我认识到，对于新闻而言，发稿就是第一优先级。在面对多线程工作时，分清轻重缓急，排好先后顺序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新闻工作的必需。

而除了和对标媒体等友媒抢新闻之外，其实面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更多是和禁令抢时间。在我实习的这三个月中，从疫苗造假、降压药致癌杂质到寿光洪水、衡东撞杀，这些选题都或早或晚地因禁令半途而废。禁令又可以叫做宣传精神、宣传口径，有着各种考量的禁令纷至沓来，让记者们不得不跑得更快，才能抢到发稿的窗口期。

而各种禁令带来的不只是对已在进行稿件的阻断，更是对报选题的自我设限与采写的自我阉割。在这三个月中，我也遭遇了这种情况，当得知了某一类事件的选题已有禁令，可能在后面就不会再报同类选题，比如性骚扰、非洲猪瘟。在我看来，这种影响无论对于记者个人，还是媒体平台，都是比某一篇稿子被毙更加深远的。然而，学会在这种业态下坚持做自己还能做的事，也是一定意义上的成熟。

因为我写下这篇手记的时候恰好是十一假期，所以想说的还有记者全天候在线的要求。一位记者老师常说这样一句话，“记者的节日都是劳动节。”确实如此，仅我所在的部门，中秋节就有老师在温州采访，十一假期则有老师在郑州出差。作为记者，可能真正与新闻绝缘的日子只有休年假时，其他时间无论是工作日、双休日还是法定节假日，记者们不是在做选题，就是在找选题的路上。而作为深度记者，每一个新闻现场，都是我们的使命必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