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一周,最多十天,百分之七八十的蜂都要死光了。如果这次真的全部死完,我叫儿子、孙子都不要养蜂了。”2020年3月4日,周文斌在焦急地等待允许返疆的通知。
周文斌是浙江温州人,今年是他养黑蜂的第30年。他在新疆可克达拉市养了600多箱黑锋;每年11月至次年2月它们会钻进温暖的蜂箱里冬眠,天气转暖后苏醒、繁殖、采蜜、结束短暂的一生。
“蜂快要饿死了”
2019年11月,周文斌把冬眠的蜜蜂留在新疆,和家人一起返回浙江老家过年。当时他们还不知道武汉已出现“不明原因肺炎”,于是买好了次年2月10日返疆的火车票,想着回到新疆的时候,蜜蜂该苏醒了。

图:周文斌家的蜂
2020年1月25日,新疆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1月27日,新疆伊宁火车站发布公告:“自即日起,伊宁站、精河南站、尼勒克站、霍城站、霍尔果斯站至乌鲁木齐间双向各次旅客列车均停运。”周文斌的火车票是从乌鲁木齐转伊宁,这意味着原定2月10号返疆的火车票作废。
这令周文斌心急如焚。蜜蜂在2月份就要苏醒了,如果不能及时赶回去喂食,蜜蜂都会饿死,今年的收入就泡汤了。他家从叔叔辈就开始养蜂,蜜蜂早已是他的家人了,哪能干等着让“孩子们”饿死。
滞留在浙江的蜂农不止周文斌一家。温州、宁波、台州都有蜂农在新疆伊犁、可克达拉养蜂。蜂农们有一个100多人的微信群,今年春节,群里大约八成的人都返回浙江过年。2月初,群里陆续有人发出“回不去怎么办”的担忧。周文斌立刻联络了新疆当地社区的联络员,请求联络员向上级反映。然而联络员表示目前新疆不允许外地人员进入。
周文斌把情况发到微信群,群主托人找到当地农业局领导协调,但农业局给的反馈仍是“根据防疫政策,现在还不能回疆。”
2月15日,周文斌和侄女罗凌找到了伊犁州领导和可克达拉市领导的电话,询问返疆时间,得到的答复是:“疆外蜂农返回需集中隔离14天,回不来的蜂农可由公家接送让别人代养。”
集中隔离,意味着无法照顾蜜蜂,这不等于没回去吗?而公家送去代养也不切实际。“一来是因为疆内蜂农都有心无力,毕竟2月后的繁殖耗时耗力,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二来是就算有人愿意代养,技术难度也很大,相当于把自己家的孩子让别人养;黑蜂的攻击性又强,容易蜇死人。”在可克达拉市养蜂的罗凌说。
“死于农药中毒的蜜蜂”
同样被疫情困住的,还有四川蜂农徐杨。56岁的徐杨是四川攀枝花人,1982年开始养蜂。2019年12月20日左右,他带着180多箱蜜蜂从四川成都新都区返回攀枝花过冬,原定于次年2月4日返回新都。
徐杨养殖的意大利蜂是目前国内养殖规模最大的蜂种。因为全国各地的花期不同,每年从南到北依次开放;因此,和很多南方蜂农一样,徐杨采取“转地饲养”的方法,也就是在一年内带着蜂群辗转多地、采集花粉。每年惊蛰时分,他会带着意蜂穿梭于西北线:“3月从四川新都出发,到宝鸡延安采槐花蜜,6月向西走,到甘肃宁夏一带追油菜花,到了7月就该去青海了。”
可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他的计划。去年12月,他带着蜜蜂回到攀枝花过冬。谁曾想,刚到攀枝花,他的蜂就在采集花粉时遭遇了严重的农药中毒,原本180多箱的“家产”很快就死了20多箱。
农药中毒是长期困扰养蜂人的问题。据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官网信息,2018年,在河南桐柏县出现蜂群大批死亡,疑因喷施农药所致,造成损失约3000万元。
徐杨说今年是他家的蜂中毒最厉害的一年。而之后的新冠疫情更是雪上加霜。年后,由于道路封锁,攀枝花的农民无法出门打工。这样一来,田里忙农活的人比往常更多,“农药自然打得多,”徐杨说:“之前满满的一箱蜜蜂现在几乎见底了。”

图:徐杨家的蜜蜂
眼看着留在攀枝花只会让损失越来越大,徐杨很心焦,恨不得带着蜜蜂立刻赶回新都。2月9日,他的蜂已剩不到半数,大多死于农药中毒。他心一横跑到攀枝花的卫生院开了健康证明,带着蜂箱,启程上路。

图:徐杨家的空蜂箱
雨下了一路。晚上10点多,徐杨抵达位于新都区木兰镇的蜂场。可刚安定下来还没24小时,村政府和镇政府很快就找上门来,要求徐杨立刻离开。他们的理由是,防疫政策不允许外籍户口人员的进入。
徐杨愤怒又无奈,考虑到蜜蜂马上要进入繁殖季,他只好连夜带着小部分蜂群“搬家”到了几公里外的太兴镇,那里的管控相对宽松。
“重重受困的养蜂人”
据《三联生活周刊》对国家蜂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吴杰的采访,目前在我国,养殖蜂群有900多万,按蜂农人均养蜂30群来算,全国约有蜂农30万。但人们对蜂农并不熟悉。
据红星新闻报道,今年2月27日,四川蜂农刘德成在自家帐篷里上吊,结束了44岁的生命。刘德成离世的消息令全国蜂农感到惋惜,也让蜂农的境遇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蜂农带着蜜蜂各地奔走,通过售卖蜜蜂产出的蜂蜜及蜂王浆等加工品来赚钱谋生。按以往的情况来说,徐杨的蜂场每年可产蜂蜜5-8吨。
“但这几年政府给中蜂(中华蜜蜂)扶贫补助,搞得我们意蜂的路线受阻,很多地方去不了。”徐杨有些激动地说:“当归、党参、黄芪,这些原本都是意蜂会去授粉采蜜的,但现在一整个县(甘肃省岷县)的蜜采不了,大片的平原就这样浪费了。”
至于今年的情况,徐杨说:“完全得看5、6月繁殖的情况,产量多少也说不准。”按他了解到四川其他蜂场的情况,“往年这个时候,蜂场应该都打了十几吨(蜜)了,而今年才1-3吨。”
周文斌在北方养蜂,通常就在新疆一地采蜜。每年3月到5月底是周文斌饲养黑蜂的时期。蜜蜂的主要食物是花蜜和花粉;当二者缺乏的时候,为了不让蜜蜂吃自己产的蜜,蜂农也会喂白糖作为饲料。
刚刚从冬眠中苏醒的黑蜂需要用大量白糖来喂养。等6、7月花期来临,伊犁的毛茛、薰衣草、油菜花与香紫苏相继盛开,“春天的一点点蜂就会变成一整箱”,周文斌便带着“小家伙们”去采蜜。
和其他农业一样,养蜂人也是靠天吃饭。“每年的情况都不一样,碰到风霜雨雪,产值都会受影响”,周文斌说:“前年5月甘肃遭遇大降温,洋槐花全部冻死,蜜蜂采不到蜜,很多养蜂人都赔了本。”
更令周文斌担心的还有“盗蜂”。喂养蜜蜂就像喂小孩,周文斌打了个比方,“用水把白糖化开,灌入蜂巢中。但千万别给小孩喂大人的饭,小孩得吃小孩的量……如果一下子给它们喂多了,其他强壮的蜂就会来抢,这就是‘盗蜂’。几天之内,整箱蜂都可能因夺食打架而死亡。”去年一年,周文斌家购置了3万多斤白糖“喂小孩”。
今年的疫情,让原本就面临重重困难的养蜂人始料未及。3月5日,周文斌让朋友去他的蜂场看了眼,发现600多箱黑蜂已有一半死亡,密密麻麻、令人心寒。那天他一整夜都睡不着,睁眼就能看到蜜蜂的样子。
这个星期,如果还回不去,周家会损失约30万元。而对于养蜂人来说,“年收入7、8万算不错了,很多时候仅能维持温饱。”周文斌说。
“绿发会助200多户蜂农转运”
2月27日,罗凌发现绿发会正在关注各地蜂农返乡问题,这令她看到了期盼已久的曙光。
绿发会是一家全国性公益公募基金会。2018年河南南阳桐柏县的蜂群死亡事件引起了绿发会的关注。当年9月10日,绿发会在桐柏山成立了“中华蜜蜂保护地”,开始为蜂农群体解决困难。
今年疫情发生之后,绿发会在大年三十成立了抗疫工作组,密切关注蜂农转场难的问题。
2月27日,罗凌通过网友联系上绿发会,把自己统计的“滞留浙江新疆蜂农”的50余人名单交给绿发会,为新疆蜂农的“返乡难”向他们求援。
得此消息后,绿发会秘书长周晋峰立刻组建了“中国绿发会紧急支持蜜蜂转场”的微信群,搜集蜂农滞留的具体情况,一个个沟通解决。
2月27号、3月3号,绿发会两次写信给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并联系了自治区人民政府、抗疫指挥部和吐鲁番市政府等部门,积极协调。
3月4日晚10点,陈全国回复绿发会:“允许外省蜂农返回吐鲁番,只需通过必要的检测,不需要集中隔离。”这意味着无论在疆外还是疆内,蜂农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收到消息后,3月5日,罗凌的爸妈急忙订了票。但由于可克达拉市的具体政策还未下达,周文斌暂时没有启程。3月9日中午,可克达拉市也下达了允许蜂农返场的通知,允许“一家一人返家照顾蜜蜂”。
而此时,四川的徐杨仍在木兰镇和太兴镇之间两头跑。他的蜂蜜快卖完了,不多的收入来源随时会断。之前,一些好心的蜂友向他伸出援手,借给他一些蜜,让他先卖着。作为补偿,他也尽心照管着朋友的蜂。近期,他又向人借了一万多元,买了两吨白糖饲养蜜蜂。
生活总得继续。“看看到7月份青海油菜开的时候,争取补上这些损失吧。”徐杨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周文斌、罗凌、徐杨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