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义岩 朴智英 金泰希（韩） 田明珍（韩） 雒少龙

截至3月2日，韩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4212例，为中国以外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韩国的疫情如何一步步恶化？ 

首例确诊之后

    1月19日，一名来自武汉的中国乘客在仁川机场被发现有发热症状，20日确诊，系韩国发生的新冠感染首个病例。2月12日，累积确诊28例。

此时韩国民众对疫情并不太重视。

在福州大学就读的李松贤是朝鲜族，父母在韩国工作。寒假她回到仁川市富平区的家。经常收看中韩两国新闻的李松贤，早早感到了危机。二月初，她就囤了几盒医用口罩。

疫情来袭，李松贤宅在家中，但她父母还要工作。她妈妈在烤肉店做服务员，每天要接触很多客人。虽然店员佩戴口罩，也有消毒设备，但仍让人担心。

比起疫情的凶险，李妈妈更担心收入。“之前每天营业额有5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8万元），现在减少了一半还多。”看着用餐高峰期上座率不足往常一半，李妈妈心情沉重。

在韩国仁荷大学留学、寒假回国过年的李明栋，2月23日回到仁川，按学校要求自我隔离14天。“我每天都会用APP上报身体情况，还有卫生部的人来检查。”他说，“街上本地的仁川市民大部分都不戴口罩，人流量也没有减少。大学宣布延期开学后，我开始考虑休学，我的房东并不认为这次疫情有多严重。”

来自河北廊坊的徐子涵，去年11月来到首尔，在建国大学读预科。他说：“现在疫情加剧，大家普遍戴上了口罩，但一些年轻女生化妆还是不爱戴。”

中国留学生李杰所在的韩国外国语大学采取了应对措施：“学校在2月3日发邮件慰问所有中国学生，对于因部分地区未解封而无法及时返校的，学校积极协调后续方案。”

本土传播考验韩国医疗 

2月17、18日，韩国陆续出现3名不明路径感染者，社区传播的危机考验着韩国医疗体系。

大田国民安心医院的李护士所在的部门负责隔离患者，最近每天都很忙。李护士说：“疫情在个别地方集中爆发，造成很多患者无法及时接受治疗而死亡。（大邱早期）和武汉的情况很像，防疫工作还未构建好，医院应对混乱，导致延误治疗。现在采取了‘首轮筛查诊疗’和‘快速系统’等措施，一天能检测数万人，情况好了很多。”

李护士介绍，国民安心医院呼吸道科专门辟出一层楼负责新冠患者的救治。医院入口设监测站，监测所有人员体温、近期出境史等，一旦发现异常，立刻送到旁边的隔离诊疗所。同时，医院对医护工作者的管理也很严格，“不戴口罩不能出入，若有疑似症状，立即检测并自行隔离。”

李护士认为，眼下疫情防控最需要的是病人配合。“由于缺乏对疾病足够的认识，在不被允许的情况下，仍有不少患者和家属随意走动，甚至对医护人员发脾气。”

当地的医疗物资同样面临较大缺口。“在救治重症监护室的患者时会有飞沫感染的风险，需要穿Level D以上的防疫装备。护目镜和口罩目前供不应求，医护人员都会重复使用。”她忧心忡忡地表示，希望得到全体国民的理解和协助，希望政府保障医护工作的稳定和安全。

大邱疫情背后的“新天地”教会

2月20日，韩国累计确诊破百。同日，大邱认定了来自“新天地”教会的“超级传播者”，隔离千余人。23日，文在寅宣布将危机预警级别上调至“严重”级别。24日，政府宣布将对有感冒症状的2.8万大邱市民进行检测。25日，韩国全国累计确诊977例，死亡10例。

将大邱推入风暴中心的是一个名为“新天地”的团体。据媒体报道，大邱的“超级传播者”是一位61岁的“新天地”教徒，近期曾参加了四次“新天地”聚会。按照惯例，在约两小时的礼拜中，所有教徒席地而坐，双臂架在彼此的肩膀上唱颂歌，不许戴口罩。

21日，“新天地”教会的一系列行为被曝光：领导层隐瞒教徒信息，抵制协助政府开展防疫工作；命令教徒勿接听任何电话、让信徒隐藏身份去普通教会做弥撒。截至26日，韩国确诊的1146例患者中有过半人数（597例）与“新天地”有关。

25日，韩国京畿道政府查封了辖内的“新天地”总部，按照名单对全国21.5万名教会信徒展开全面排查。然而由于名单不全以及刻意隐瞒等因素，依然有很多教徒无法联系。

“新天地”成立于1984年。该组织的教义将创始人李万熙奉为基督的现世体。2014年，韩国基督教监理会曾判定其为打着基督教幌子的“异端”。

韩国社会对“新天地”的争议一直存在。就读于南京大学的韩国留学生宋同学说：“大邱当天的活动有来自各地的信徒，结束后各自回到家乡。现在人们都骂他们。为了推卸责任，‘新天地’让教徒进入各地的基督教堂。所以上周为了防止‘新天地’人员进入，各地基督教堂在门前都设置了检查。”

“新天地”信徒中，青年比重最高。据韩国《中央日报》的一份报道：新天地教会的主要宣教对象是苦恼的青年，很多不到二十岁，加入的人通常不公开自己教徒的身份。

首尔监理教神学大学硕士生朴同学认为：“韩国民众存在普遍的压抑感和孤独感，尤其是大学生和知识分子。随着韩国进入高速产业化阶段，人民越来越个体化，压抑感也越强，苦恼无人倾听。知识越多，自己解决不了的苦恼也越多。因此，只要立意于‘倾听’，就很容易接近潜在的传教对象。”

“新天地”教会已承诺将配合政府防疫工作，首尔检方则对“新天地”教主提出谋杀起诉。

 “封锁”政策下的争议

2月26日，韩国累计确诊人数破千。27日，大邱市政府表示由于医院床位不足，过半患者暂时无法住院治疗。29日，新增确诊累计破三千。3月2日，破四千。

韩国防疫在强势管控和民众权利间摇摆不定。

2月25日，执政党共同民主党首席发言人洪翼杓在韩国“党、政、青”协商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大邱、庆尚北道将被定为特别管理区，实行最大限度的封锁政策。”“封锁”二字一出，迅速点燃了韩国舆论。

洪翼杓的发言主旨是收紧防疫网，实施以收治患者、隔离接触者等为中心的策略。发布会后，他很快追加强调：“封锁”并非空间意义上的。

然而，覆水难收。一天后，洪翼杓辞职，“接受指责”。

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在大邱召开的会议上亲自澄清：此举并不意味着将对两地实施一刀切的全面交通封堵，而是要“最大限度地遏止病毒的传播和扩散”。

从第1例到第4212例，韩国疫情走过了44天，不同于中国政府强力实行的“封城”政策，韩国对疫情的处置上表现出了顾虑。正如媒体2月26日所报道的：“韩国既没有强行控制人员流动，也没有禁止来自中国的游客。”

在“特别看护区”大邱，地铁仍有往常一半的载客率，街道虽然萧条，但依然零星有门店营业。”

“我们不打算像中国对武汉那样封锁该地区。”韩国卫生部副部长金钢理说。

防疫措施和效果不乏民众质疑。在岭南大学就读的金同学认为，大邱市政府的领导能力不足，防疫网应更严密。

 中国留学生李明栋则认为：“韩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比较及时、到位。虽然不能像中国控制疫情的力度那么大，但也算是尽力了。”

2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韩国总统文在寅通话。通话中，习近平强调，中方采取强有力防控措施，不仅是为了维护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是为世界公共卫生事业作贡献。而文在寅积极评价中方为应对疫情所作巨大努力，表示愿同中方开展防疫合作。

（文中李杰、金同学、李护士、宋同学、姜同学、朴同学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