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小柯
编者按
小柯,就读于武汉的一所高校,来自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北川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2008年5月12日,这里发生了里氏8.0级的特大地震。靠近震源中心的北川因四面环山成为汶川大地震的极重灾区,地震造成14.2万人无家可归,两万余人遇难。
那一年,小柯八岁,读小学二年级。如今,她已是一名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以下这篇自述,还原了过去一个月小柯从武汉回到北川后的经历和心路历程。从她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亲身经历了汶川大地震的北川人,再一次面对巨大的国家危难时的心情和感受。作为两次灾难的亲历者,她有更不一样的体会。
以下是作者整理的小柯的自述:
2020年1月13号上午,武汉火车站一如往日般熙熙攘攘,人头攒动。我和很多刚放寒假的大学生一起,赶火车回家过年。候车厅里坐在我身边的一对母女戴着口罩,我也戴着口罩,因为前几天新闻里说,武汉发现了不明原因肺炎。戴口罩实在闷得慌,一会儿我就想把它摘了,但孩子的妈妈提醒我还是戴上。
回到北川已是第二天。我的寒假生活终于开始了!这个假期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在农历新年到来前,我要和爸妈去集市购置年货、和亲戚邻里一起吃团圆饭、和久别的高中好友约会聚餐,然后舒服地躺在家里享受难得的假期。什么肺炎、什么武汉,都跟我没关系。
但是该来的逃不掉。1月22号,在村委会做负责人的我爸突然告诉我,镇政府安排他统计武汉返乡人员信息。我刚刚从武汉回来,需要向乡政府汇报身份证号码、哪天从武汉回来的、回来的动车车次是多少。晚上回到家,老爸告诉我,从今天开始我要在家隔离。
新型冠状病毒的潜伏期是14天,所以我的隔离期要到1月27号才能结束。每天我都能听见乡里的大喇叭播放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的注意事项,我家门口也被人贴满了防护的告示。家里的亲戚知道消息后每天都给爸妈打电话询问我的体温是否正常,只要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就会在电话那边长舒一口气。
这段期间我一直呆在家里,时刻关注着武汉的情况。每天早上一起床我就去看手机上的新增感染病例,然后去看最新的微博热搜,从头翻到尾,把关于“武汉”、“疫情”的微博统统看了一遍又一遍。就在我被隔离的第二天,武汉宣布封城。想到自己在武汉接触了许多人,回来又和亲戚朋友聚餐,我突然特别害怕,害怕自己染了肺炎更害怕传染给别人。
除了北川,武汉是我的第二故乡。新闻图片里,往常车水马龙的长江大桥如今鲜有人迹,最爱吃的那家武汉热干面店也关了,就连平时热热闹闹的大学校园如今也不见人影。看到这些,我的心感觉被人揪起来,很难受。
我没想过12年后灾难会像复制粘贴一样又不偏不倚地砸中我。12年前我碰到汶川地震,12年后我又经历了武汉疫情。有人说我怎么这么倒霉,两次大灾难都被我遇到;也有人说我怎么这么好运,两次在灾难中心都能顺利逃脱。

2008年,我只有8岁。其实很多关于地震的记忆早就模糊不清了,只剩下一些片段勉强凑成我对汶川地震的记忆。当时我还是禹里小学二年级的学生。5月12号,星期一。午休之后,我们开始上下午第一节数学课。课还没上到10分钟整个教室就开始剧烈颤动,头上的灯管猛烈晃动而后掉落,砸在地上,碎成粉末。我几乎是被老师扔进了奔跑的人群,脚都没落地就被挤了下来。我和同学们刚跑出来,背后的教学楼就被山顶掉下的巨石砸中,然后瞬间消失在漫天的烟尘中。
地震把房子全毁了,我和爸爸妈妈去废墟里把还能用的被子和衣服挖出来。过后的几个月我们都住在河边的帐篷里。补给不够的时候我们就吃山上摘来的野菜,特别难吃,但爸爸说不吃只能饿肚子,我就使劲往嘴里塞。
我记不得自己是怎么度过那段时间的了。每天的日子都像现在被隔离在家一样无聊,但感觉却很不一样。那时候的我为自己的“劫后余生”感到庆幸,只要想到自己居然能从那么恐怖的地震中活下来,就会觉得我怎么这么幸运,觉得未来一切都会好的。
而此刻的我却一直害怕自己会被感染,看到每天疯狂增长的数字,都祈祷自己千万不要是其中的一员,就算是隔离期过了,还是很害怕自己回来有没有接触过可疑人员。
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地震的时候什么都没有,通讯全断了,我们和外界失去了联系,就靠着村里的大喇叭把外面的消息传过来。我就是听着喇叭的声音,知道了每天的死伤人数,知道了总理和军队赶来北川,知道了全国全世界都在向我们这里捐款。我生活在混沌中,但我还活着,我家人还活着,我就不会害怕。
十二年后,虽然武汉封城了,网络却仍然能时时刻刻带来那里的消息。随之而来的还有无数谣言和时时刻刻让我恐慌的情绪。我还在武汉的时候,就听到过“武汉其实已经感染了10万人”的谣言。虽说这种话错得离谱,但每当我听到救护车的声音,内心难免惶恐。
回到北川后,我在微博上天天看武汉的消息,看被感染的人数,我能时刻得知疫情的状况,也能看到救援物资和医疗队火速增援湖北。但网上很快就爆出各种腐败的新闻,还有特别多感染却得不到救治的案例。这些消息看起来很扎眼,也很扎心。我父母每天看着手机上的各种传言,不管真假,他们都一概相信,很多时候我都会有一种无力感。
当然这种感受与我的处境有关系,地震的时候我身处其中,而这一次,我只是一个与武汉有关联的人。
还有件好笑的事情。地震的时候虽然我在灾区,却觉得自己仿佛在爱的中心,四面八方的善意都往北川汇集。如果不是这些善意和援助,我也不可能是现在的我。这些天我却像过街老鼠一样,只要听到我是武汉回来的,每个人都躲得远远的,好像我就是个巨大的“病原体”。
但不管怎样,在亲身经历了这两件事后,我真的能感受到国家一直在努力,人民也一直在努力。十二年前全国一心抗震救灾,十二年后面对武汉的疫情,我们依然坚定地团结在一起。
1月27号我的隔离期结束,在成都读书的高中同学发来消息“祝贺”我死里逃生。我告诉她自己度过了20年来最可怕的一段时间。她安慰我说:“都是经历过汶川地震的人了,哪有什么事比那次地震还可怕。”也是,都是经历过大灾大难的人了,好像也没什么可怕的。

(北川中学的捐款页面)
就在那天,我获悉我所在大学的校友会也发动了应对武汉疫情的捐款。我在网上捐出了自己所有的零花钱。后来我知道我的母校北川中学也组织了学生捐款,组织者是以前我们年级的同学。我就想起以前老师总说“北川中学是一所大爱汇集成的学校”,想起北川中学校园里温总理亲笔题写的“多难兴邦”。我现在好像更懂这些符号的意义了。
大一的时候我在网上看了《航拍中国(第二季)》。其中关于四川的部分曾在北川中学取景。我在大学宿舍里和三个室友将这一集看了一遍又一遍。室友都是湖北人。我就给她们讲北川中学,讲当时央视来拍摄时发生的有趣的事。
不管当时有多痛苦,现在我们都走出来了。珞珈山的樱花快开了,武汉也会走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