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农历庚子大年初二。

至少在最近三四十年里，没有哪一年的春节比今年的春节更“不像”一个春节，那些被用来界定“春节”或者“过年”的各种行为——游子归乡、走亲访友、吃饭聚会等等，几乎都因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疫情而中止。由武汉的疫情引发的种种连锁反应，已成为四十年来波及面最广、影响范围最大的公共事件。在互联网自媒体、社交媒体和各种网络平台上，几乎没有人不在关心这件事。从社会影响和全民动员的角度上说，发生在前自媒体时代的SARS疫情，恐怕也远远不能和这次相提并论。

对于绝大多数身处疫情重灾区之外，如你我这样的凡人来说，没有实在的资源可以帮人，也无法号召谁共克时艰，除了管好自己和家人做好一应防护措施不给社会添乱，除了多看可靠资讯、少传小道消息、增加对疫区同胞的共情，减少无谓的恐慌和焦虑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一群南京大学的本科学生，给我上了一课。

1月24日晚上，大年夜，就在春晚演出高潮迭起的时候，几位普通的南大本科生，在网上发起了国内第一批以高校、学生、民间自发形成的捐助团体。

不到24小时之内，这些孩子筹集到了将近15万元捐赠款，根据武汉各医院发布的接受物资捐赠公告，这两笔善款主要用于购买疫区医院急需的护目镜。

更让人佩服的是，也是在不到24小时之内，这些孩子组织了志愿者团队，完成了善款募集、物资采购、物资运输、账目公布等所有工作，在未来一两天内，这批物资就将运送各定点医院，送交到一线医护人员手中。

整个过程，极其高效、极其有序、极其透明，整个志愿者团队，完全自发、完全自愿、完全自组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刚满20岁，是标准的“00”后。

1月25日，大年初一，傍晚，在南大老师的微信群“南大茶楼”里看了老师们的议论才知道，过去二十几个小时里，这些孩子不眠不休，采购和即将专项邮递的护目镜总数超过了3000只。

更让我受触动的，是一位老师的话，“我女儿和团队昨晚一直在做这件事，他们不像我们去思考这么多，只想提供最直接的帮助”。

“不去思考那么多”，绝不意味着这些“00”后孩子们的行为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冲动，看一看下面这封来自志愿者团队的公开信，就会明白，大多数像我这样的老师，比他们多吃了十几二十年的饭，多看了成百上千本书，多阅过成千上万个人，但是起码在这件事上，大多只是在微信微博里转几条消息，发几句牢骚，或者说一点看似深刻其实无力的分析，没有他们的深思熟虑，没有他们的勇气，魄力和担当，更没有他们的行动力和执行力。

这个志愿者团队中，有三五位，听过我的一两门课，能有这样的学生，是当老师的荣光。

昨天傍晚，看到《中国新闻周刊》一线记者李想俣从疫区一线发来的报道，又受震动。

想俣是南大新传院第一批实验班学生，刚进校时，我给他们上过一门课，对他印象很深——因为他的名字用字生僻，更因为他在课上课下的独立思考。

读完报道，拿起手机给想俣发了一条问候的微信，那边很快回复：

我一面嘱咐他切切保重，一面暗自汗颜。抖音上有一段关于医生的视频流传很广，里面说，“哪有什么白衣天使，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学着前辈的样子，治病救人，和死神抢人罢了”。其实，不仅医生，潜力驰援的解放军战士、忠于职守的新闻记者，还有其他默默坚守的公共服务人员，谁不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和死神抗衡么？

这一次，学生远远走在了老师前面。

除夕夜，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杜骏飞教授在他的微信公号“杜课”里写了一篇《除夕札记》，一度被刷屏，杜老师说：

杜老师应该欣慰，想俣（以及许多和他一样至今战斗在疫区前线的记者）就是南大新闻传播学院培养出来的人才，而开头捐助活动的发起人，也来自同一所学院——他们熟悉新媒体传播的技术，更有将之用于“关怀众生”的美德，这是一所学院的骄傲，也是南京大学的骄傲。

我们南京大学一向安于低调，说得最“张扬”的一句话，大概就是“打造中国最好的本科教育”，我想，衡量“最好本科教育”的标准，未必只看我们培养出多少位高权重的政治人物、声名显赫的学者或者大腰缠万贯的富豪，更重要的，是毕业生们健全的人格、高尚的道德、无畏的勇气和正确的价值观。

当然，我有一个观点与杜骏飞教授不尽一致——杜老师说：

可在我看来，品学兼优而心怀天下的学生，绝不只有从政这一条路，能影响国家命运的，也绝不只有政治人物这一种人，尽管在中国，过去很长时间内，好像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