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霸”画像
作品展示
2021年3月29日


练钰琨 张乃升 邓蕾


导读:通过对裁判文书网上96例案件中211名“村霸”进行分析,我们给“村霸”做出了具体画像。


在乡村治理上,政府一方面脱贫攻坚,另一方面,也在扫除“村霸”。

根据中央政法委长安剑发布的数据,截至202010月底,全国累计打掉农村地区涉黑组织1175个,依法严惩“村霸”3727名,并清除掉与之相关的问题村干部4.17万人。

我们用“村霸”作为关键词,在裁判文书网搜索整理出2248个司法案例,时代跨度从2010年到2020年,虽然这些并不是全部的涉及“村霸”的司法案例,但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基层问题和基层治理情况。

在裁判文书上,“村霸”敲诈勒索、打架斗殴、贪污5.8亿、活埋村民、抢占人妻、殴打记者、杀人灭门、制毒贩毒,劣迹斑斑。“村霸”背后的故事,远比人们想象得更加复杂。


村霸都是怎样一群人?

男性、青壮年、文化低、胆子大


社交媒体上有很多相关的讨论,例如#扫黑除恶打村霸##村霸书记##具有多重身份的村霸#等等,在讨论村霸恶行的同时,村霸的身份也受到相当的关注。


当说到“村霸”的时候,大家都在讨论什么?


除去“敲诈”“杀人”, “干部”“村支书”“黑老大”“保护伞”等词语被提及次数均排在前列。加上具体地名与判决结果,这些高频信息大致可以概括出“村霸”的概念:以农村或基层地区势力为基础,以非法手段利用基层公权力或无视威胁公权力,用个人或团伙力量侵占居民利益,危害公众生产生活秩序,造成群众恐慌和不良影响的个人或人群。

不多的文字概括往往显得呆板无力,只能尽可能地概述群体,却无法窥探到其背后存在的鲜活而流动的个体形象。

于是,通过对96例案件中211名“村霸”进行分析,我们进一步观察到村霸群体其实大部分由文化低、胆子大的青壮年男子组成,其中50-59岁的中年男性占比最大,约占40%


村霸都干了啥?

乱政、抗法、霸财、行凶

村霸问题由来已久,西汉时期颍川原氏、褚氏两大黑恶家族就曾在历史留名。村霸有四大类型:宗族型、流氓型、黑社会型、腐败干部型,其中宗族型村霸多活跃于华南等宗族结构保留相对完整的地区,而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经济发达,多出现村官型村霸,北方则多是依靠兄弟或家庭组成团伙型村霸。

村霸不一定都是地痞流氓,“以权谋私”“强权压人”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霸”。但不管是哪种类型的村霸,处于被祸害关系圈中心的永远是基层老百姓。

流氓型村霸欺男霸女,敲诈勒索,扰乱基层治安与居民人身权益,如2019年震惊全国的“操场埋尸案”,被害人邓某长眠地下16年,而涉事村霸在恢恢法网下生活了十余年才得到应有的惩罚。

干部型村霸滥用公权力,培植黑恶势力,当地居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无处申诉,如有村支书当着民警面欲将他人活埋;有村主任要求村民办喜事必须给她上供,否则就会收到她送的花圈,还会被她用大喇叭指名道姓地辱骂。

黑社会型村霸借助强大的团伙力量,把控当地社会,如广东罗氏兄弟借助家族势力,勾结基层公权力势力当保护伞,开设赌场、非法借贷催贷,囚禁借贷人并致人死亡。

不同类型的村霸有其不同的团体特征与犯罪特征,受到农村受教育水平及基层治理水平等因素影响,以暴力侵扰民众的流氓型村霸最为常见,占比近30%


据统计,211名村霸虽来自不同村,年龄不同,学历不同,甚至民族不同,但其所犯下的罪行却大多与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开设赌场与非法拘禁等脱不开关系。

不仅如此,官方通告及媒体宣传时常使用“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等字眼,村霸造成的经济损失到底有多大?据统计,现有村霸案例中,涉及金额过千万的并不少,其中北京丰台区长辛店镇辛庄村党总支原书记石凤刚,在征地拆迁中获利近5.8亿元。

乱政、抗法、霸财、行凶,村霸们的恶行远不止文字描述般简单。


村霸是怎样炼成的?

混混、干部、家族、黑社会

村霸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村集体,还可以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有村霸把农村棋牌社的一张赌桌作为大型地下赌场的发源地,建立赌博借贷催债一体化地下王国;有村霸从一个小小的猪肉摊子起家,最后垄断猪肉生产销售,赚得盆满钵满;更有甚者,有村霸以高额的经济利益吸引全村上百号人参与打造“碉堡毒村”。

由于个人身份及所在环境不同,不同类型的村霸其形成路径也呈现不同的特点。

社会流动带来的空心化、普法宣传的缺失与不足、财政扶持背后的利益诱惑与基层选举权利的流失与异化等,都是村霸产生的直接相关原因。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城市扩张,征地拆迁兴起,高额利益令拆迁队等灰色势力崛起,形成早期的黑恶势力组织。与此同时,大批农村青壮年往城市流动,农村只剩下妇孺老人,以及无业闲散人员,基层社会呈现空心化状态,进而导致基层选举的混乱与随意,出走的青壮年选举权流失,民主权利如同虚设,如旁落至有心人手中,一些“村霸村痞”等不良人士便可靠金钱诱惑、武力威胁等夺得选票,当选“村干部”。

此外,基层管理监督制度与普法工作的不完善,也是村霸产生的一大原因。随着新农村建设等相关政策的出台,中央财政扶持带来的巨大金钱利益诱惑,导致基层管理人员发生异变,有的人知法犯法,利用手中的公权力大肆敛财,甚至以村干部之职,行村霸之事;有人对犯法行为视而不见,对村霸行径充耳不闻;也有人因为法律意识低下而走向村霸的道路。


如何惩治村霸犯罪?

举报、立法、判决、输血

我国对村霸犯罪治理路径主要有三个方面,分别是加强立法、司法判决、补充基层工作人员。

首先是有法可依:给村霸套上紧箍咒

2018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随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陆续出台相关法律文件。针对“村霸”横行乡里的问题,最高检印发了《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极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在村霸犯罪治理方面,有法可依逐渐成为治理村霸的紧箍咒。

其次是罚款判刑:违法行为依法必究

根据司法裁判文书,村霸的常见罪名有: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占用农用地、职务侵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等22项。


最后:干部输血,培养新人

针对基层管理人员流失及基层人员素质低下等问题,政府积极鼓励大学生下乡,强化农村基层组织队伍,普及法律和乡村文化建设。2006年国家人事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的通知》,根据官方数据,2020年我国大学生下乡人数达3.8万人次,在清除掉4.17万村干部之后,“三支一扶”活动无疑为基层打了一剂强心针,及时为基层社会补充新鲜血液,通过激励外乡大学生到农村任职,引进大学生交叉任职等方式,稀释农村的宗族观念,破除老旧势力。


农村不是害虫的庇护所,基层更应成为人民的天堂。作为社会的神经末梢,基层的治理不仅关乎着6亿“村民”的切身利益,也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随着打黑除恶活动的进一步深入,在社会看不到的角落,越来越多的村霸村痞将无处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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