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编辑部 · 新潮学生

李佳闻 刘珈宜 陈子心 王一如 伍甜甜

《复旦青年》学生

赵睿佳 朱海嘉 闫文轩 漆文倩 金皙

“新潮”在南京，“复旦青年”在上海，我们在11月最美的秋天，相逢在深圳。

新潮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未来编辑部的成员，复旦青年是复旦大学团委机关报，二者都是学生开展新闻实践的平台。

借第五届大学生校园媒体大赛颁奖典礼之际，新潮与复旦青年展开了一场对话。这场对话不仅可以为校园媒体提供参考，也能为公众了解校园媒体打开一扇窗户。

校园媒体是育人组织

新潮：请介绍一下，复旦青年如何组织学生开展新闻实践？

复旦青年：复旦青年设编委会，有1名主编、4名常务副主编和各部门主任，负责选题策划。编委会下设两个新闻部、一个新媒体部和一个学术部，有部主任和编辑、记者，各部门每星期开业务培训会。

新同学进入复旦青年，先成为实习记者，由一名编辑指导。编辑帮助实习记者从一些简单新闻做起，带他们熟悉写稿流程。等实习记者自己写过稿子之后，他可以去做编辑，帮助新加入的同学。

新潮：复旦青年作为一家校园媒体竟然还有“实习记者”？

复旦青年：实习记者指的是一个学习中的状态，需要鼓励和培养。我们招新也会放低门槛，招募一部分大一的新同学，主要是看他对新闻、对公共事务有没有热情。最开始大家都不太抓得到新闻的思路，编辑会帮实习记者从选题梳理到采访提纲进行全程把控，让实习记者对新闻有感觉。

新潮：新成员进来之后，新闻热情会消退吗？

复旦青年：虽然写稿很困难，但看到编辑帮我改了四遍、五遍、六遍的时候，我怎么好意思放弃呢。就冲着编辑没有放弃我，那我也不应该自暴自弃，新成员的状态是这样的。

大家在操作自己的选题时，可能会觉得自己的选题非常微不足道，或是飘忽无定，因为自己也没有确定一个明确的写作方向。如果一直被否定，确实会觉得对新闻没有热情了。但如果我们在例会上多讲一些专业的好稿子，热情还是会继续燃烧的，新成员会知道，虽然自己写作可能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但这是因为现在能力不够，新闻本身还是很有意思的。

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们例会上有个专题讲灾难报道，会讲到《永不抵达的列车》。当我还是实习记者的时候，我就在台下听哭了，捂着眼睛；后来我当了部主任，我讲的时候，看到下面的新同学也在哭，偷偷拿电脑挡着脸，与当年的我一模一样。在听完这些报道的讲解后，很难不爱上新闻吧。

我们上周的例会还用这篇稿件讲了新闻伦理的问题，也可以讲对细节的刻画，讲怎么面对采访对象，明线暗线怎么穿，怎么编织稿件的结构，都可以用这些“祖传”的稿件。

新潮：如何吸引同学们来参加例会？

复旦青年：我和另外一个部主任，周一的时候就会开始想周三讲什么，周二的时候还要开线上会议彩排一遍，因为我们想玩一个比较难组织的游戏。

新潮：复旦青年每篇稿件的作者人数，相比新潮好像少一些。

复旦青年：一般只有一个人主笔。自己负责自己的稿件，就好像呵护自己的孩子或宝藏，会自动地推进。只要出现了双主笔（及以上），不管是在前期推进的时候，还是在后期要刊发的时候，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一定要双主笔的话，要控制好这些问题。

新潮：你们的稿件分“报道”和“主笔”的记者，“报道”是指采访吗？

复旦青年：对，报道记者负责采访。有时候主笔没空采访，就会招募报道记者，拿着主笔给的提纲去采访。主要的采访对象大多数情况下是主笔自己去采，有时候还需要别人说一两句话，或提供一些小小的观点，没那么多故事需求，会由报道记者采访。

新潮：你们对实习记者的态度是怎样的？

复旦青年：实习记者只是在新闻实务方面没有太多经验，但也是复旦青年的记者。冠以“实习”这个标签可能是在告诉编辑，要带着“育人组织”的理念去操作；如果一般的记者加编辑做一个普通的稿子，编辑不会手把手地和记者一起工作，因为主笔记者已经有一定的能动性了。

有的实习记者来复旦青年第一年，编辑会觉得他写的东西有点稚嫩，可他第二年突然就变得很厉害，“开窍”了。我们需要给实习记者时间和空间来成长，因为我们自己也都是这么过来的。

凌晨三点半的海风

新潮：你们的编辑怎样带实习记者？

复旦青年：有两方面。每周的部门例会都有主题讲解，相当于是“大课”；在“大课”的基础上，会有编辑和实习记者一对一的“小课”。编辑会一直跟进实习记者的采写过程，否则初稿出来后，就很难修改了。实习记者的第一次采访，编辑也最好跟着，否则获得的材料可能不够。实习记者问不出信息时，编辑可以稍微介入，引导一下话题走向，一方面能够获得更多采访资料，另一方面，也能让实习记者知道应该怎么做采访。

新潮：为每一个实习记者都分配编辑的话，那你们的体量得有多大呀？

复旦青年：今年招了三四十个新同学。其实我们的体量没有很大，有的编辑会带两个或者三个实习记者，就会很累，从选题开始就要花费大量时间去前期沟通。比如大学生“英年早婚”的稿件，其实是那位记者第一次主笔，当时是过年期间，我给那位同学打了四五次电话，每次都是两个小时以上，一点点地教那位同学修改。

新潮：你们有多少编辑？

复旦青年：每个部门都有10个左右。独立主笔过稿件以后，记者就可以担任编辑，我们会为他们提供编辑的培训。

新潮：你们每个人的工作量都很大，做得也很精细，你们是怎么调配时间，来完成校园媒体的工作的？

复旦青年：少睡觉，还能怎么办呢。大一的时候，我的辅导员对我说，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就“少玩乐、少睡觉”。当然，推荐先“少玩乐”，再“少睡觉”。

新潮：你们好像都对复旦青年有很强的归属感，是什么形塑了它？

复旦青年：归属感可能有一个来源，就是大家多聊生活上的东西，因为大家需要例会这样的场合来舒缓心情。在我刚来的时候，我们可能聊学院发生的事儿；在报选题的时候，也可以东拉西扯地聊一点儿。哪怕不能做成稿子，聊点生活上的事儿，也还蛮有趣、蛮轻松的。总之，对于新同学来说，归属感很重要。如果营造出开放、真诚、温暖的氛围，即使是为了这份归属感，新同学也会来参加活动的。

新潮：我想知道，每个记者大概会在复旦青年待几年？

复旦青年：一进来就到毕业，甚至有从大一进来，已经到研三的。

新潮：你们是怎么做到“为爱发电”这么长时间的？

复旦青年：其实能进入复旦青年的人，可能各方面都相对一致。昨天晚上我们去吃饭，之后想去海边吹风了，就一直在海边走到了凌晨三点半。很多人都在复旦青年遇到了自己大学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导师”。因为我们有老带新的制度，并且“老人”都比较负责，所以就会让新人觉得，我既然受了“老人”的照顾，我对更新的同学也要负责，是这样的一种情感传递。

让我们再“多长一只角”

新潮：复旦青年的新媒体视频也很受欢迎，可以介绍一下吗？

复旦青年：最初我们要采访一个咖啡店的工作人员，他是一个听障人士，说话也不太利索。如果用文字呈现，可能要读一段才知道这个人的情况；但在视频开头放个快闪，大家就都知道了。就这样，视频部的“胎儿”形状诞生了。看视频的人，有时候比看文字的还多一些。做视频可以让我们再“多长一只角”，让我们更加与众不同。

新潮：我们新潮也运营视频号，但它的调性不是特别稳定，数据也不太好。

复旦青年：有没有流量，完全是靠受访者的咖位有多大。采访格桑顿珠（西藏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的时候，我就在想“10万+”要来了，不过最后是7.9万播放量。那条视频的评论区都是西藏当地人，赞誉他“医者仁心”。我发现去西部拍视频的时候，支持、关注的人都是当地人，而且能传播得非常广。

我们过去拍的视频大都集中在3-5分钟，更多的画面是人物坐在那里说话；我们想尝试一些新的形式，可以边走边聊，也可以更加有故事性。正常来说，拍一部纪录片，可能要在当地多待一段时间，或者多来几趟，这样才能挖到故事；但我们现在的视频，有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没有呈现故事，更多是人物在讲述、回忆，更像是“新闻片”。如果能慢慢融入到采访对象的生活里，他可能会分享更多的故事。

新潮：去西藏拍摄的那部作品，制作真的太好了。

复旦青年：拍摄前那天晚上，太煎熬了，我和室友都缺氧，他面色发青、嘴唇发紫地讨论到凌晨2点多，第二天早上大家都很痛苦。拍摄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昨天晚上做的都特别值得，因为我们去之前整理的案头资料完全不够，就在那个晚上，我们把网上关于格桑顿珠的所有资料都阅读了一遍，这是这篇稿件能火的第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格桑顿珠院长为人很好，也很会表达。他之前上过央视，知道我们想要他说什么。所以，遇到一个好的采访对象，也是产出一篇好稿的基础。

我们还去宁夏拍摄过。负责“研支团”的老师想要一支讲述“研支团”的影片，就找我们去帮他拍摄。如果我们第一支拍摄咖啡馆的视频失败了，我觉得那位老师或许不会支持我们拍视频，只有前期做出成果、让人看见，才会有人愿意支持。

隐秘、微妙、个人化的体验

新潮：你们在写作疼痛、ADHD（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这些病症时，会注意到哪些点？ 

复旦青年：我觉得可写的点还挺多的。比如一个人得病，会牵扯到他的家庭是怎样生活下去的，怎样照顾病人，他们怎样和外部社会产生结构上的连接，这些都是可以探讨的问题。如果只写一个病症，似乎是一个小问题；但对于病症背后反映出的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比如患者们的医疗保障，我觉得有很多可写的地方。比如我们之前写过“助聋门诊”的稿子，当时不止关注到聋人群体，也关注到在他们的就医过程中，上海的医院给他们提供了哪些便利。

新潮：会更加倾向于关注社会保障体系？

复旦青年：不能说是“倾向于”，要看采访获得的材料去定，不能预设背后一定有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在采访过程中接触到病人，肯定就会找到能写的点。

而且，我觉得记录疾病本身也不能说是毫无意义的。就像我们写的飞蚊症、ADHD，这些疾病对于患者自身而言，可能是一种非常隐秘、个人化和微妙的体验。社会对他们的理解很多时候是缺失的，因为人们可能觉得这些疾病并不严重，不会致死；但是对患者而言，疾病会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他们却感受不到社会支持。所以，记录疾病本身，记录患者个人的感受，以及背后医疗保障体系或社会认知的可能缺失，也是有价值的。

我们之前写的“成人ADHD”，就收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读者反馈，说终于知道了自己的“问题”在哪儿。读者们会觉得，这么多年了，大家都没有把我的病当回事，现在终于有人能看见我们了。“看见”本身也有价值。

新潮：你们好像给读者提供了一种社会关怀。我注意到你们作品的评论好像挺多的，是什么吸引了读者愿意留下评论？

复旦青年：可能我们的稿件恰好对接到了他们，恰好回应了他们自身的困惑，或者帮助他们表达了平时难以诉说的经历。

新潮：我注意到，你们的很多稿件都对接到了青年的困惑和经历，比如说最近的大学生结婚、炒股，等等。炒股的选题我们其实也注意过，大学生结婚这个选题真是从未想到。我非常好奇，这个选题是怎么来的？

复旦青年：就是大家聊出来的。我大三的时候，在朋友圈看到同学订婚了，觉得蛮震惊的。之后发现有挺多这样的情侣，学校也举办过集体婚礼，当时就觉得，大学生结婚是一个成现象的事情。

但当时没能落实这个选题，一直到上个学期才开始做。一是找采访对象比较难，二是“早婚”不好界定。当时找采访对象花了挺久的，很多采访对象不是通过校园渠道找到的，而是去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主动进行检索和联系，比如稿件中的“寸头女孩”，她在小红书提到自己大学期间同男朋友领证结婚，在后续的采访中，她为我们提供了很丰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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