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雨航 李玥潇 张天妮
大门紧闭，门锁生锈，招牌未撤，玻璃门后的桌椅在昏暗的光线中仍静置在原地。进门处的小桌上各类消毒液、洗手液凌乱摆放着，一张告知信贴在门上，写着“因疫情防控线下课暂停”，似乎解释了此处一片萧条的原因。与此同时，精锐教育因为欠27亿上课预付费霸榜热搜。
大门紧闭的精锐教育 拍摄/李玥潇
近年来教培行业快速发展，一片大热，却在21年夏天被按下了“暂停键”，是疫情的影响，更是“双减”的重击。南京市栖霞区东城汇约八九家学科类培训机构在“双减”后关停，其中包括学而思、精锐教育等大型机构。曾经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热闹又在隔壁围棋、编程、跆拳道、篮球、形体等培训机构扎堆生长。家长带着子女换了“战场”，教培老师匆匆离场，那作为机构经营者的老板们呢？他们能往哪里走？
“亏了200多万，但我还想试试创业”
第一次电话采访中问到关掉机构损失了多少时，郭勇回答，“损失了两百多万吧。”他的声音并无波澜，好像只是在说今天中午吃了什么。线下见面时，他脸上几乎看不出疲惫或憔悴，看起来已经完全投入了新工作。但当再次问到亏损问题时，他苦笑一下，说：“我不愿再回忆了，这是在揭我的伤疤。我只是看起来比较轻松。”
80后的郭勇本硕就读于湖南大学，专业与生物、制药有关。自大学起，他就做起兼职家教，教高中生物和化学。对于当老师，他坦然“谈不上对教育的喜爱，只是说不排斥，况且我本身也比较喜欢小孩。”研究生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大、中专教材编辑。在出版社工作的十年，工作稳定，压力小，各种福利待遇也还不错，只是他感觉“像养老一样，一眼可以望到头”。同时，频繁的出差也让他感到厌烦，“我至今看到火车票，看到宾馆，想到宾馆的味道，就会犯恶心”。心中的拼劲、闯劲正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
在出版社工作的这段时间里，郭勇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作为“新手奶爸”的他按照书上的指导换尿片、兑奶粉、养孩子。等到孩子开始上学，他观察各种带孩方式，找各种补习班、上各种提高课，“与其带着孩子走弯路，不如自己来研究”，他开始萌生办教育的想法。
2017年底，一通招商电话打来，郭勇第一次接触到了松鼠AI。个性化和具有针对性的教育模式吸引了郭勇，他的大儿子也成为受益者。于是，他拿出工作积蓄，以五年共40万的价格购买了松鼠AI的品牌和系统，和另两个合伙人投资两百来万，正式进入了教培行业。
从2018年3、4月份签完合同到8月份开始招生，郭勇忙着选址、装修、设计、招聘老师，每一项他都力求亲历亲为。连校区墙上、玻璃上贴的标语、插画，都是郭勇带着最初的三个员工亲手制作和张贴的。正式营业后，工作日老师们通常在下午一点左右上班，而周末则是早九晚六。但郭勇作为校长，工作日上午七点四十送完孩子后就来到机构，中午回家吃个午饭，晚上忙到十点才能回家。他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年。“真的挺辛苦的，非常辛苦”，郭勇不断重复这句话。
但这样的辛苦并没有为郭勇带来理想的回报。“18年的时候是没法挣钱的，收支完全不平衡”，初营业时的困境主要是招生范围太小。郭勇的加盟机构在2019年4月才拿到办学许可证，在这之前的两学期招生只能在小范围内通过亲戚或老学员介绍。2019年拿到办学许可证之后“正儿八经”对外招生，收支才基本持平。2020年又碰上来势汹汹的疫情，在八个月左右的经营时间内，郭勇的加盟店终于实现了约10万元的盈利。2021年上半年该店收支基本持平，但这像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到7月下旬，南京疫情、“双减”政策便接踵而至。因疫情线下培训暂停、因政策家长又要求退课退费，且机构没有再线下经营的可能，在这样几重打击下，郭勇选择关闭机构。
时至21年9、10月份，郭勇的机构还有大约50位学员，不少家长陆陆续续要求退费。在退完公司账户里所有的钱之后，郭勇还倒贴了十几万。那两个月，因为每个月要拿出好几十万，他无时不在牵挂着退费的事，晚上常常睁眼到天明。如今，郭勇已进入了新的行业，却仍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一是目前着手的项目刚刚启动，每个月只能拿到三四千元的基础工资，结项之前无法拿到回款；二是机构那边仍有部分学生课程未结束，但因为时间原因无法上线上，他们也不愿意退费。
但他说自己不后悔。
放弃出版社稳定的工作在郭勇和亲友看来确实是一次冒险，但他把创业当作人生的别样经历，“如果我继续留在出版社，可能不一定有我现在过得这么开心”。提及目前的工作、生活状态，郭勇也表示这只是一种“暂时的休息调整”，他的创业梦仍在继续。
“考编制，随时准备撤退”
陈戈毕业于湖北师范大学化学专业，与他同期的同学大多奔向两个赛道，学校和教培机构。在大型教育机构任职的同学原本是朋友圈中最热闹的一群人，“好的时候扎堆炫耀，过了呢，都销声匿迹了”，他叹道，“相较于大型机构，我在的小机构，因为原本就没有太大声浪，还苟延残喘着。”他接着强调，“但也就苟延残喘着了，”过去的辉煌恐怕是难以复原了。
陈戈原本任职于海南省的一家大机构，后来和朋友出来单干。“家长认的从来不是机构的名头，而是老师”，他自得地说。他和几个朋友一起经营，靠着熟人推荐和口口相传，小机构稳定地运行下去。一帆风顺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到7千多，是当地平均工资的2倍多。然而在疫情的影响下和双减政策的出台后，他的工资常常低于当地的平均水平。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决定留在这个行业。主要是因为以高中课外辅导为主的机构目前不在“双减”范围内，怀着侥幸心理，他想看看明年的情况。
对陈戈来说，“双减”的到来不过是早或晚的问题。“招聘时讲个课能讲出来、题会做就行了，也不看有没有教师资格证，有没有本科学历，就这样还是收200一节课的一对一，孩子能学好吗？”在他自己的机构里选老师，教师资格证是底线，“国家颁发这个证有他的道理，没有这个证，说明你教课能力就是有问题”。同时，打心底里他不认为机构会消失，“你改变不了现在家长的思想观念，也没法做得像国外的职业教育那么好，那能怎么办，考呗。有需求，就会有市场。”这番话的底气来自于他本人的经历，一个应试教育的“受害者”。为了争一口气去一本，他高考了三次，才考上湖北师范大学，而毕业时因年龄问题也吃了不少招聘的亏。
虽然目前机构没有受到“双减”的影响，但他还是担心机构的未来。“小的机构不会消失，但谁能保证下一个消失的不是我们的”，他苦笑道，“过去两年我都参加了乡村教师招募，笔试都是前几名，今年也准备报考。”进入机构几年，他早就做好撤退的打算。但他从没去参加面试。面试上了，就真的得去，毁约的代价太大，他承受不起。“教培在双减，学校就不‘减’吗？”双减政策下，学校的在编老师的教学工作也会更加复杂，难以推进。“机构还能自由几年。”至少在“双减”政策下，高中阶段的学科类辅导针对应试教育的模式没有变。
“为什么做艺术类？因为它不是学科类”
采访时，李明不停摆弄着手中的三阶魔方。他十分钟内只复原了两次，并不算快，但这正是“双减”后他经营的机构发展的新方向。“为什么做艺术类？因为它不是学科类”，李明苦笑，“不然还能换什么呢？”
益智魔方训练 图片来源/网络
2017年李明从新疆工程学院石油化工专业毕业，毕业后接到朋友做机构的邀约，他立马就应邀做了合伙人。2019年，他从原机构离职，跟着新的合伙人，选址、租地、申证……4个合伙人从0开始，一步步开启了他们的创业梦想。历经半年，终于办好了消防证，机构正起步运转时。12月，疫情来了。
接下来由于疫情防控的种种审查，20年整年都没有开业。2021年5月份，在找好了各个学科各个学段的老师和完成宣传招生后，他们终于复工了。机构在靠近小区和学校的黄金地段，小区里大部分初高中生都在这里补课，一周几乎每天都有学生。两个月内，机构勉强盈利了几万。
2021年7月24日，“双减”落地，机构再次关停。这之后，他们基本上每周末都要去政务大厅学习。严格的审查让4个合伙人彻底放弃学科类业务，转向艺术类培训。从19年到现在，李明很少睡过好觉，每晚2、3点才能睡着，而第二天8、9点又要起来到机构里面忙活。
今年27岁的他面临着父母和女友的双重压力。从大学毕业时决定独立创业起，女友一直支持他。现在，他们打算明年结婚，靠双方父母的支持买套婚房。但在那之前，李明希望至少机构能走向正轨，找到好老师是重要一步。只有有好老师，机构的名头才能打响，家长才愿意来。如今，他们正在尝试和一个美术老师签长期合同，但这对机构来说远远不够。师资不够，学生也不够，寒假目前新开的思维导图训练班只有5、6个孩子上，算下来和机构的工作人员差不多，家长对于这种思维培训，还是觉得“浪费钱”，不买账。
仅隔着一堵墙的隔壁，新开了一家艺术类培训机构。竞争之下，李明暂时不打算退场。
“我想把衡水模式推广出去”
刘为是个幸运的创新者。双减政策对他的经营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机构经营重点本身在高中学科类培训，而在“砍掉”中小学的学科类培训后，他迅速将机构业务调整为学习力培训和教材编写。目前机构基本处于盈利状态。
高中保送至衡水中学，2010年毕业于“211重点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的刘为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通过校招，他进入当时学而思旗下如日中天的好未来集团。在那里，他一天最多上过11节课。从早八讲到晚八，中间只有一个小时休息，而五年来的每个节假日刘为都是这么过来的。从数学老师到组长，从组长到分校校长，他都只用了一年。2016年他离开学而思，在上海高顿教育集团当管培生，学习公司运营管理，也实现了步步晋升。随后他开始创业，在长沙，苏州多地开展大学生计算机培训。2019年他回到家乡创办了自己的机构，聚焦中学阶段学科类培训。
机构因强大的师资渐渐成为当地“龙头”，业务蒸蒸日上。该机构的所有老师都是来自985、211高校的兼职大学生，其中大多来自“清北复交浙南科人”。同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衡中人。此外，该机构还采取仅有15人的小班授课和“一对一”授课模式。优质的师资、精细化的授课方式在学生和家长间收获了很大的反响，通过口口相传的宣传方式，久而久之，机构规模越做越大，最多的时候，有200多位老师。
“双减”政策中禁止节假日补课的规定只是对该机构的小学、初中培训业务造成了影响。而由于老师身份的特殊性，该机构的培训又基本在寒暑假和周末开展，刘为的机构成了“双减”的幸存者。
但“双减”下，刘校长决定还是抓住“衡中”这根救命稻草。他将机构的重心转移到学习力培训，也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学习”。一方面，他搭建大学生和家长的平台，安排由“衡中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讲学习方法、习惯、行为规范等。另一方面出版相关书籍，采访“衡中模式”下任职的学科老师、班主任、主任，制作“全流程学习手册”。把“衡中模式”推广出去是他更大的目标。目前，通过机构常年积累的好口碑和持续宣传的影响力，学习力培训赢得了不少家长的认可。
“创业的路上十个人中有九个会失败，可人人都以为也期望自己是那十分之一。”每个创业者或许都期待自己是这十分之一。带着这样美好的期待，郭勇、陈戈、李明、刘为成为了教培行业的创业者，也同样，在大环境的冲击下，他们或改换赛道或做出调整，但都依然坚守在创业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