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原、苏玲霞、苏子涵(新闻传播学院2020级研究生)
指导老师:林羽丰
东西向的柏油马路上,81岁的钱恩经右腋下撑着骨折助行器,左手伸出磨得发亮的棕黄色木制拐杖,试图拦下一辆车。
时间临近早上八点,正是上班高峰期。过往司机很难注意到路边这位穿着深蓝色短款棉衣、头上还耷拉着一顶棕色绒线帽的老人,自然也没有一辆车为他减速或停下。
于是,钱恩经只能一瘸一拐地绕到对面的人行道上。他逢人便问:“我不会看导航,你用手机查一下宝华在哪里,行不行?或者帮我在网上叫个车,我把钱给你……”然而无人向他伸出援手。
从经天路到宝华医院约9公里,在百度地图上不过几厘米长,却难倒了几十年前曾用脚步丈量山河的钱恩经,垂垂老矣时,他走不出小小屏幕上的那段距离。
数字化时代,有一群老人迷失于线上与现实。在探寻他们的心理世界后不难发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诸多因素共同导致了他们面临的困难与隔阂。
“不想学”“学不会”“怕麻烦”
如果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爷爷”、“奶奶”,会跳出数十位上了年纪的用户。他们有的带着精致的妆容跳舞,有的穿着时尚的衣服走秀,有的表演逗趣的小剧场,有的教粉丝做家常菜。
当他们在网上展现自我的同时,还有一些老人站在网络的外围,从心理上将自己隔绝在数字化世界外。
“不想学”“学不会”“怕麻烦”,是69岁的严凤英面对智能设备使用问题时,最常提到的三个词。
虽然有智能手机,但她不会网购,不会导航,没装视频软件,最常使用的手机功能是微信支付。
学会该功能纯属被逼无奈:她在南京市玄武区中央路附近收超市卡、电话卡已经二十三四年了,平时总拿个小马扎坐在麦当劳门口等顾客上门。近几年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卖卡的人愈发不愿收现金,为了做生意,她只能强迫自己去学,“没办法哎,人家不肯要钱。”
然而一旦有顾客要求严凤英用支付宝收款时,她又没辙了。有时她会感慨:“我要是一开始学的是支付宝就好了,我只能用一样,怕复杂。”
年龄渐长后,严凤英发现自己已经对许多东西失去兴趣,就像一只钻洞的鼹鼠,掘出的空间足够生活后就不再继续向前了。

严凤英在演示她如何操作手机 苏子涵/摄
而她对支付宝等智能产品的抵触,不仅出于对其复杂性的担忧和学习兴趣的缺失,也源自一种总自认为“头脑简单”、学不会的心态。这样的消极情绪是严凤英在接触智能化生活后产生的,也推着她离这种生活越来越远。
带外孙去儿童医院是令她相当沮丧的一件事。近几年医院普遍推出了可以自助挂号、缴费的机器,但严凤英不会用,“我只能去排队,好长好长的队,比不上人家用机器搞得快。”那一刻,她觉得自己被时代淘汰了。
外出也印证着严凤英的无力。不会导航又有些路盲的她平时很少出去玩,即便旅游也只是跟随着同行者。自全国高铁站取消纸质车票后,有一次严凤英突发奇想想学如何打印购票信息单,她站在正在打印的旅客身后学习操作,但轮到她时,自助取票机的铁路票务自助终端系统还是令她犯了难,最终还是热心旅客帮她解了围。
严凤英并非没有试过跟上年轻人的步伐走入数字时代,但几乎无处不在的碰壁使她如今本能地抗拒学习使用智能设备,“我们这些人不行了,没用了,什么事情不靠着孩子就不行了。”
“不想学”“学不会”“怕麻烦”……类似的理由被一些老人用于解释为什么不会运用智能技术,心理上的排斥成为他们落队的一个原因。
这种心态超出了很多年轻人的理解范围。毕竟,伴随着智能产品的诞生与升级成长的他们,无需费力便可融入数字生活。手机也早已成为他们生活的必需品,倘若没有手机,他们几乎寸步难行。
但对于老人而言,要走入智能化世界,就必须推翻过去几十年的惯习,这其中包括对生活及思维方式的重塑。一项关于老年群体上网能力等级分布的调查显示,超过81%的老人在使用手机时需要别人的指导和帮助。
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部署覆盖7种场景的20条措施,计划为老年人生活提供周全、贴心、直接的便利服务。但其中并未涉及如何帮助老年群体克服心理层面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反哺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即以家庭的温暖帮助老人鼓起勇气走出数字困局,让鲜有人关注的灰色心灵角落重现阳光。
“我一直问,他们嫌我烦了”
那天,家住龙潭街道附近的钱恩经早上七点半就到了经天路,打算去宝华医院开脚伤证明。但不认路又没带手机的他只能问路,左问右问了约一小时后,才有一个大学生用导航软件帮他查到了路线。
看着女生熟练地操作手机,钱恩经很激动:“智能手机真好,什么都有。出门了可以搜位置,过年时能抢红包,还能买东西”。他腋下的助行器就是女儿在网上花了22元买的。
其实钱恩经也有智能手机,那是侄子两三年前买给他的,一拿到他就让女儿和孙子教他用。但他记性不好,今天好不容易记住那个有一左一右两个卡通对话图标的软件是微信,明天又要去学每个插件的功能,这对他来说有些困难。
他试着学了几次,却总是不了了之,“我老了,一直问,他们也嫌我烦了。” 后来孙子们索性都不教他了,不仅如此,还用他的手机下了抖音,争抢着刷视频,甚至经常看一些小黄片。钱恩经很不高兴:“我看到时非常不顺心,国家不让看的。”这样的观念,也许跟他曾从军多年的经历有关。
“我还是想学,我想跟上时代的变化”,钱恩经边说边皱眉。在他看来,学会用手机最大的困难,一是上了岁数的他即便想学,记忆力却不允许,二是功能太复杂,应有尽有却不会用。所以他希望国家或社区能派出专人教授,即使需要付费也没关系。
钱恩经的愿望已经实现了:《方案》将开展老年人智能技术教育列为重点任务之一,提出通过老年大学(学校)、养老服务机构、社区教育机构等,帮助老年人提高运用智能技术的能力和水平。
如今南京有超过700所老年大学开设了智能手机培训班,每年预计有数万老人接受相关培训。
但在专业人员培训之外,家庭的数字反哺也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应该成为帮助老年群体走出数字困境的主“战场”。
致力于数字代沟、老龄化社会媒体素养研究的周裕琼教授团队的一项调查显示,老年人使用新媒体遇到困难时首先想到的求助对象,64.8%是儿女,9.3%是孙儿女,2.2%是义工,即超过7成的老人的第一求助对象是家人。
周裕琼还指出,数字反哺包含接入反哺、技能反哺、素养反哺三大维度,即使长辈拥有智能手机、教会他们使用、培养他们的数字思维。
但不少家庭都像钱恩经的一样,止步于反哺的第一个维度,在极为重要的其他两个维度上缺乏耐心或干脆视而不见。这无疑使长辈与晚辈在互联网上的距离越来越远。
而倘若钱恩经的家人能尽到反哺责任,那么也许那天,他不会在寒风中孤独地等待近一小时。
“手机功能越来越多,我却觉得自己成了刘姥姥”
如今,技术的进步不仅使老年机的外形不再拘泥于2.4英寸的小屏幕、可拆卸的电池,也使一些厂家开始赋予老年机愈发丰富的功能,如触屏手写、人脸识别、定位、聊微信、刷抖音、玩游戏。
淘宝平台一款月销量超过1000、售价在298-588元的某牌老年机,就称可以“满足老人生活娱乐所需,斗地主、打麻将、听戏曲、看电视”,用户还可通过内置“应用市场”下载支付宝、微信、抖音等任意软件。

淘宝上某款老年机介绍
但并非每位老人都能从功能日益齐全的手机中获益,更有甚者受限于身体条件,被完全排斥在外。
86岁的孙青就是其中之一。杖朝之年后她的听力下降得很厉害,如果站在右侧对着她的右耳说话,那么无论声音多大都很难等来任何回应。只有贴着左耳尽量提高音量,她已经退化的听觉系统才能接收到信号,分辨出信息。有时一句话需要对她重复两三遍。
几年前,孙青先后用过普通老年机和带有定位功能的手机,但后者她只用了一次便闲置了。那天她带着新手机出门,回家后孩子却问她,“妈,我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呢?”这时她才发现手机上有一通未接来电。
“手机响了我听不到,通话也听不清,已经两三年不能用了。”外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环境较为嘈杂,走路时注意力又会被分散,加之慢慢降低的听力,孙青很难通过手机去跟别人联系。
家里的固定电话对她而言声音更大一些,过去她常跟老同学打固话联络。但自2020年8月底搬到养老院后,这种跟外界的联系被打断了。
养老院没有公用电话,孙青又无法使用手机通讯。来这里前她跟朋友们打了招呼,说如果要找她就打给女儿,女儿来了会告诉她。可现在想跟女儿联系也是不方便的,必须通过工作人员。
孙青曾建议院长安装一部电话以便联系他人,但院长担心过大的通话声会打扰其他喜欢安静或需静心休养的老人,所以孙青想跟外界交流时,还是只能以他人为桥梁。
在孙青所住的养老院,同她情况相似的老人不少,还有一些人眼睛不好,容易因手机屏幕散发的光亮视疲劳。可纵观当下一些老年机的主打功能,从触屏手写到微信聊天,从刷抖音到玩游戏,从听音乐到看电视,没有一项不需要使用者有着良好的听力或视力。
“现在手机功能多了,我们就老文盲了,像刘姥姥一样。”提到时下流行她却难以使用的功能时,孙青笑着自比于《红楼梦》中没怎么见过世面、第一次进入大观园时洋相百出的刘姥姥。但事实上,62年前她考入了南京大学,还培养出一个当教授的女儿。
这也许只是孙青不经意的自嘲,但笑容背后,也藏着她对那个始终无法走入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世界的迷茫与不解。
那些看似齐全的功能,是否真的是孙青和她的朋友们所需的?在拓宽应用丰富性与趣味性之余,手机设计者对老年群体的关怀还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
《方案》的重点任务之一,便是扩大适老化智能终端产品供给,其中提出推动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适老化改造,使其具备大屏幕、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容量、操作简单等更多方便老年人使用的特点。
那些以“大”字开头的、一度被部分商家轻视的最基础的特点,如今成为国家强调的重点。
而需要体现这些特点的,除智能终端产品外也包括各类应用软件。早在2019年,支付宝就推出了专门面向长辈的“关怀版”,以更大的字体与更简明的排版辅助老人完成支付、缴费、乘车、挂号等事项,这与《方案》“推进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鼓励企业提供相关应用的关怀模式、长辈模式”不谋而合。
此外,《方案》还提出积极开发智能辅具、智能家居和健康监测、养老照护等智能化终端产品。在健康检测方面,当下部分老年机设置了SOS求救键,未来手机制造商也许可以参考Apple Watch“摔倒检测”的设计:对65岁及以上用户默认启用此功能,若检测到用户摔得很严重且在大约一分钟内未做出任何动作,将自动拨打紧急服务电话。
归根到底,比起设计一款功能齐全的手机,更重要的也许是让手机的功能与“孙青们”的需求真正适配。否则,繁杂的功能只会徒增老年群体智能技术学习的负担。
理想的数字时代应当是什么样的?
无论是心理、技术上的原因,还是家庭反哺没有做好,在老龄化社会,老年群体都面临着精神和物质上双重的孤独与不适应,而社会一直在催促他们迎头追赶。
在老人说出“我被社会抛弃了”“这不是我们的时代了”的背后,是当今社会并未做到足够的包容化。一款产品也许可以只服务于一个群体,而社会却应当适合每一个群体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下这个时代落队的,不仅包括老年群体,也包含部分经济水平、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人群。
时代发展与科技进步从来都是不可规避也无需避免的,在此基础上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一个足以包容所有群体的、理想的数字时代应该是什么样的,鸿沟一定要去跨越吗?
一方面,它将保留一个无需运用智能技术也能自由生活的空间,使一些人在追赶发展步伐的途中可以缓步而行。
南京的不少公共场所就采取了便于无手机群体日常生活的措施:省肿瘤医院、市鼓楼医院均可刷身份证进入;南京汽车客运站入口处,市公路客运站务有限公司放置了写有“无健康码 在此申报”的易拉宝;国家电网城南营业厅在设有自助缴费机的同时有8个人工窗口;无法线上预约的游客如果想进入玄武湖公园,只需现场登记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

国网江苏电力共产党员服务队的成员在帮不会使用自助机器的市民缴费 苏子涵/摄
而针对支付现金被拒收的现象,2020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提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人民币现金,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一位79岁的老人称,他可以刷市民卡进入医院,用医保卡挂号缴费,买东西时用现金,乘车则刷市民卡,没有智能手机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什么不便。
由此不难看出,在出行、就医、消费、办事等方面全面兼容多种生活方式,是助力掉队者前行的方式之一。
另一方面,理想的数字时代应以关怀与互助,填补包括技术使用在内的鸿沟。
在南京鼓楼医院,智能挂号缴费机、检测报告自助打印机、院内电子导航机等智能设施几乎随处可见。作为全国首批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点单位,其探索“互联网+”诊疗服务新模式,通过了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五级评审。
然而,在这所现代化、数字化的综合性医院内,鲜有患者或家属遇到困难的情况,原因之一在于无处不在的人性化:只需扫描诊断单上的条形码便可打印检测报告,即使不会操作也有热心陌生人帮助;设备显示屏以图文形式说明使用方法;院内贴有颜色鲜明的指路地标;当一位独自挂号的白发老人离开人工窗口时,一旁的年轻护士见状搀扶着她走向诊室……

南京鼓楼医院报告自助打印机显示屏上的操作教程 苏子涵/摄
在那里没有对数字弱势群体的排斥或轻视,取而代之的是接纳、尊重与人文关怀。
数字鸿沟始终是难以填平的,这个时代总会有走得相对慢一些的人。“让老年人适应智能时代”的呼吁,或许从一开始便处于错误的方向。
要做的,也许
是让老年人适应社会,而是让社会适应老年人、适应所有群体,直至它赋予每个人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
(文中严凤英、孙青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