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从业就能防止未成年人遭性侵?185个案件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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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9日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刘希娅建议“要建立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资料库并实现全国联网公开,未成年人相关工作岗位不得录用有性侵犯罪记录者。”

这一建议得到不少网友支持。然而,就算这个建议实现了,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免此类犯罪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用关键词“未成年人”“性侵害”进行搜索,梳理了201911日至2020527日的185篇涉及未成年人性侵的一审判决书。

唐应茂在《司法公开及其决定因素: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分析》中指出,中国裁判文书网并非“全样本”,已披露的裁判文书数量,仅为结案裁判文书的一部分。由于性侵害案件具有一定隐蔽性,取证难,起诉难,有大量性侵案件未被判决。

进入公众视野的案件仅为实际发生案件的冰山一角。


施害者画像

20191月,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向社会公布《关于在未成年人教育培训和看护行业建立入职查询和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试行)》。其中明确“实施性侵害及相关的违法犯罪”等五类人员将被禁止在相关行业工作。

但在我们调查的185起案件中,受害者遭到老师侵犯的情况只占到一小部分,未成年人最容易遭受来自陌生人、网友或朋友、邻里的侵犯,其次才是新闻里经常曝光的教师和家庭

以下是判决书披露的一些典型案例。

据《被告人杨先胜强奸一审刑事判决书》,20193月,86岁的杨先胜到中方县铁坡镇活水村象形组其邻居家,看到被害人杨某(6岁)独自在家中,将其抱到床上对其实施了强奸。

据《方华猥亵儿童罪一审刑事判决书》,20195月,益阳维修工人方华在一居民楼维修宽带,见只有女孩钟某(11岁)在家,便将钟某抱至自己腿上进行猥亵。

据《李均平强奸一审刑事判决书》,湖南李均平自2013年开始至201812月,多次强奸自己的亲生女儿。

这类来自陌生人、邻里和家庭成员的性侵防不胜防,限制从业并不能完全防止这些人接触到未成年人。

根据上图,大部分施害人都是初犯,在此之前无性侵前科可循。从教育水平上看,大部分施害人的学历分布集中在小学和初中,其中性侵害累犯集中在4060岁之间,大部分只有小学学历。

根据中国教师资格网消息,2020年教师资格证(含幼师)考试报考条件改革,非相关专业只有大专以上才能报考。因此,大部分潜在的性侵害罪犯并不是通过教育、培训等职业渠道接近受害者。

185判决文书来看,像鲍毓明、梁岗这样有着高管、高知等精英人设的施暴者,其实是极少数。更多来自底层的施暴者在媒体聚光灯之外被淹没,从业限制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效果非常有限。

避免有性犯罪前科的人和未成年人接触,以减少未成年性侵害的做法在逻辑上讲得通。但实际上,有性犯罪前科人员和未成年人接触的机会并不仅限于教育、培训、看护这些职业渠道。


受害者画像

185判决书显示,绝大部分受害者是女童,年龄集中在1016岁,最小仅3岁。根据湖南省衡阳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一个案件,201910月至11月,魏某多次利用其孙女的同学欧阳某某(3岁)、祝某某(4岁)在自家玩耍的机会,对二人实施猥亵。相比接受过一定性教育的青少年,低龄幼童受到猥亵更难被发现。

尽管对男童性侵的案件数量较少,但同样不可忽视。

根据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一个案件,2017年上半年至201810月,四川任某(26岁)在担任培训学校授课老师期间,以做错题惩罚、谈心为由,将在此补习功课的被害人张某等十名男童带至空置教室或者保安室内关灯,反锁门后对多名被害人进行性侵害。


判决书中遭受性侵的男童较少,但这并不能说明现实中被性侵的男童也少。根据媒体报道和多个调查报告,男童被性侵或猥亵后,往往会选择沉默。一方面是社会对同性恋现象的忽视,导致家长和未成年人对同性间性侵或猥亵缺乏警惕。另一方面,未成年人对同性间的抚摸式猥亵没有防备,缺乏正确认识,导致施害者无所顾忌。

从全国地域分布来看,四川、福建、湖南、贵州四省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数量远超其他省市,其中四川省多达43件。根据2018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四川省农村留守儿童规模最大,有76.5万,其次为安徽、湖南、河南、江西、湖北和贵州,这7个省农村留守儿童总人数为484.4万,占全国总数的69.5%。家庭教育的缺失,让农村留守儿童更容易暴露在性侵风险中。



给性侵未成年人定罪难在哪里?

限制性侵施害者从业,预防未成年人被性侵,前提是性侵者需要经过司法程序被定罪。但事实上,由于取证单一、未成年人心智尚未健全等原因,不是所有未成年人性侵案,都能走到最后判决一步。

185判决书中,75%的案件从案发到判决不超过1年。案发后报案越晚就越难取证,进入司法程序的几率就越小。

20201月,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检察院以犯罪情节轻微、具有坦白、自愿认罪认罚等情节,决定对被指控在担任班主任期间性侵男生的教师梁岗不予起诉。

有一桩案件从案发到被判决经历了92个月,但由于被害人母亲及时报案取证,即使在6年之后仍然将罪犯张某绳之于法。

根据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2019年判决的一个案件,201184日,张某在明知被害人陈某智力障碍且系未成年人,仍对陈某实施了强奸。陈某母亲发现后遂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将陈某的短裤及私处提取物送检备案。2017921日,公安民警被张某抓获,并将其DNA提取物与受害人对比,确认施暴人为张某并将其归案。

然而,就算案件事实清晰,证据充足,未成年人性侵案件的当事人及家属普遍认为量刑较轻,不足以达到惩处和震慑罪犯的目的。在185判决文书中,大部分未成年人性侵罪犯的刑期在15年。


根据《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对不满十二周岁的儿童、农村留守儿童、严重残疾或者精神智力发育迟滞的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从重量刑” ,上文提及的张某奸淫智力残疾的未成年少女案,符合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从重处罚的标准,但只判了八年五个月,附带民事赔偿三万余元。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高子程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对于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相关的定罪量刑虽然有法可依,但是特殊情节量刑还存在模糊地带,需要进一步明确和量化。

与成年人性侵案件不同的是,对未成年人性侵罪犯的定罪与量刑,除了需要犯罪事实及证据支撑,还要考虑到未成年人的心智是否成熟到足以判断性行为的后果及责任。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岁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简称“1997刑法”)中改为“十四周岁”,但这一改动并无实际意义,因为“1997刑法”并没有明确14周岁是“发育年龄”还是“同意年龄”。

从上图可以看出,大部分国家的性同意年龄在15岁以上,美国为1618岁,俄罗斯、加拿大为16岁。南美洲的性同意年龄几乎都在15岁以下,而非洲、澳洲和北美洲普遍在15岁以上。

中国过去为了鼓励晚婚晚育,法定结婚年龄女性为20岁,男性为22岁。法定婚龄和性同意年龄之间的落差,陷入逻辑怪圈:一边承认14岁青少年的性自主权,一边通过社会舆论普遍地限制未成年人的性自由,禁止早恋早婚。

今年全国两会上,有代表委员呼吁提高性同意年龄,这或许可以在不损害青少年性权力的情况下,真正保护未成年人。


南京大学真数团队出品 作者:刘子淳、齐凯敏、程昊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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