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记者进课堂|凯雷:做独家新闻的秘笈

 

凯雷:资深媒体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现任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北京新闻中心副总编辑。自1998年起,连续采访“两会”20年,自1997年起,连续采访4次党代会。著有《政经领袖的细节与幕后》、《转型中的中国故事》等,在一线报道中积累有时政报道中的100个危机应对案例。他以“实战中的理论”和“理论中的实战”两条线索为同学们讲述了做独家新闻的经验与教训。

原创 2018-01-02 南大新传 南大新传

整理 | 朱清华
图片 | 凯雷 迪丽尼尕尔
责编 | 李亦玄

讲课伊始,凯雷放了一张图片,上边分别放着两张党代会记者证,一张是党的十六大,另一张是党的十九大,他让同学们查找这两张记者证的不同之处。今年十九大采访伊始,他就凭着从记者证上发现的线索,做了一条独家新闻。

(凯雷老师十六大和十九大的记者证,看看有什么不同?)

记者证上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香港”变成了“香港特区”。这一细小的变化,实际上反映的是“一国两制”下国家和香港的定位。拿到记者证后,凯雷看到上面的变化,当天就写了一条独家消息。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到,做时政新闻,从国家最高端层面,一直到各方面的细节,都有非常多的内容可以做。

凯雷说,“做时政新闻,第一个层面是怎么能够做出独家报道,第二个层面是去了现场还能够做到哪些独家报道?”

从直击2001年石家庄“316”特大爆炸案处置,到20年来不间断地参加“两会”、党代会,亲历访问党和政府领导人,凯雷以大量案例向南大学生分享了他做独家新闻的秘笈。

现场

有人说,现在电视直播技术这么先进,镜头中的人物都展现得一清二楚,活灵活现,记者在现场也不一定看得清楚,为什么还要到现场?

因为现场有很多细节,不到现场的人是看不到的。记者要看的就是这些细节,并对这些细节有深刻的洞察力。

现场和采访永远是第一位的,从现场观察和采访到的消息,永远比所谓的第二信源更重要。

凯雷以《大公报》2017年12月7日的一则报道为例,说明现场的重要性:

“京城副中心迎首批机构进入”

【大公报讯】记者张帅北京报道:走出北京六号线东夏园地铁,进入眼帘的是一片热闹的施工场景。记者5日下午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工程建设工地看到,挖掘机、水泥罐车、塔吊等嗡嗡作响不停作业,数百位建筑工人正在紧张施工。现场工人透露,12月20日这里将迎来首批搬迁的北京市级机关……”

上述报道是记者到施工现场采访时,亲眼看到和亲耳听到的情况。消息刊发后,很多国内外知名媒体纷纷转载,但这些媒体的记者既没有去现场,也没向政府部门求证,这些媒体转载时都把《大公报》这一信源抹去了,变成貌似自己的独家报道一样,这样的处理其实留有隐患。

临近12月20日,一些负责任的媒体派记者去现场采访,有的记者到现场转一圈,看到大楼前面有大坑,就觉得20日根本无法进驻,于是就走了。但《中国经济周刊》的记者却绕过大坑,进到楼里,结果发现19日就有相关人员入驻了。

所以说,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不到现场,不到实地验证,记者很难掌握一手资料,也就很难做到独家报道。

瞻前顾后

凯雷所说的瞻前顾后,就是在新闻采访中,记者要永远比别人早到半小时,晚半个小时离开。

2009年,金融巨鳄索罗斯首次来到北京,凯雷去采访,他当天提前半个小时到,由于北京堵车,会见索罗斯的领导晚了半个小时,于是在会见前就多出了一个小时,而这其间索罗斯又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于是凯雷见缝插针地提出做访问,索罗斯慨然应允,于是谈起1998年香港政府抗击金融风暴保卫港元,并盛赞中国在世界经济复兴中扮演重要角色等,由此做出多条有国际重要影响的独家新闻。


(凯雷采访索罗斯)

在新闻现场,早到和晚走,会让记者多出一些时间去仔细观察,捕捉机会,发现独家。

跑得快

凯雷展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一群记者在追逐一名官员,那名官员就是至今任职央行行长15载的“人民币先生”周小川。

2007年“两会”期间,凯雷在人民大会堂追访周小川,当时有上百名记者一同追访,场面蔚为壮观,电视台的记者由于扛着机器跑不快,落在了后边,而中学练过长跑的凯雷经过一段时间追逐,终于名列第一。在最后入场前,他抓住时机询问当时外电报道周小川将调离央行的传闻,得到了明确否定的回复后,他马上做了一条独家新闻。同时,他在现场看到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穿了一双布鞋,主动拐弯给奔跑中的周小川让路的情形,这些细节都被他写入《跑得最快的部长》特写中。

当时这一场景被《新京报》摄影记者赵亢捕捉到,这张照片获得当年的摄影图片奖,并催生“两会”期间在人民大会堂设立“部长通道”。


记者突击,部长突围,亲历两会“木人巷”
周小川(左四),凯雷(左五)

一线记者的方法论

在演讲中,凯雷提出一线记者的三个方法论:

首先是think big。每次做新闻的时候,要有格局,永远想到一个最大的问题。比如刚才记者证的例子,见微知著,就是香港和国家的定位,从这个高度上来讲,就是think big,如果不从这个高度来讲的话,新闻就缺乏真正的意义。

第二是do different,就是要创新。新闻的反面是平庸,不能千人一面,千篇一律。

第三是get fact,就是要以核心事实为不变量,处理好报道、传播和舆论这三个变量,尽量避免假消息。凯雷以大量热点案例举例分析,例如,最近新华社发了一条新闻“我国超五亿人已有了自己的家庭医生”,从技术层面分析,新华社这条稿件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反面典型,在“从文件到故事到新闻”的三节链条中,对信源的技术处置失误。第一节链条中的错误是卫生部官员将文件“翻译”为“故事”中出错,而在第二个链条即信源处理上“失守:当遇到这样一个明显违反生活常识的故事化表述时,从技术处理角度,如果做不到不发,就应该明确写出信源,比如,哪个部委哪个司局什么官员说的,记者从技术上删除了信源,以“记者从论坛上解到”作为信源,以新华社的信用直接为这个“错误的故事”背书。